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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萌芽”正在发芽，或者说，有人告诉我们“复苏萌芽”正在发芽。但在得出经济衰退就要结束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问一下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历史是我们解读当前困境的指南之一。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拥有相关数据，不幸的是，它们叙述的故事并不令人愉快。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凯文•欧罗克(Kevin O'Rourke)两位经济历史学家提供的图表胜过雄辩*。在他们的文章中，埃森格林和欧罗克认为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开始于2008年4月，“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开始于1929年6月。那么在我们陷入衰退一年多后，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坏消息是此次衰退完全符合大萧条初期阶段的特征。好消息是仍有可能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首先，全球工业产值下降的轨迹与大萧条期间惊人地接近。在欧洲，法国和意大利工业产值下降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相应阶段更为严重，而英国和德国则与大萧条期间基本相同。美国和加拿大产出下降也接近上世纪30年代。但日本的产出下降比上世纪30年代严重得多，尽管最近出现了复苏。

其次，全球贸易萎缩的幅度也较大萧条的第一年严重得多。实际上，在当前衰退的第一年，全球贸易下滑的幅度就相当于大萧条的头两年。这并非因为保护主义，而是由于制造业需求崩溃。

第三，尽管最近出现反弹，但全球股市的跌幅仍远远高于大萧条相应阶段的跌幅。

两位作者尖锐地总结道：“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沿着大萧条的轨道发展，甚至更为严重……这是一次萧条级的事件。”

不过，“大萧条”的得名，源自全球经济连续三年无情下滑。这一次，世界正运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那次事件得出的教训予以应对。政策回应似乎表明，灾难将不会再次发生。

埃森格林和欧罗克教授描述了两者的差别。在大萧条期间，7个主要经济体的加权平均贴现率从未跌至3%以下。当今，利率接近于零。即使是大型中央银行中最为强硬的欧洲央行(ECB)，也已将利率降至1%。同样，货币供应在大萧条期间崩溃。但这次货币供应在继续增长。的确，货币供应强劲增长与深度衰退的组合，令人怀疑货币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最后，这次的财政政策要激进的多。上世纪30年代初期，24个主要国家的加权平均赤字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而当今的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在美国，政府的总预算赤字预期将逼近GDP的14%。

所有这些都与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Harvard)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已成为经典的论文吻合**。金融危机引发了深度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尤其严重。此外，“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倾向于出现爆炸式增长，在二战后的重大事件期间平均增长86%”。主要原因不是对银行进行“纾困”，而是经济衰退。衰退到来后，失控的私营部门放贷变成了公共支出和债务大山。实力雄厚的政府不会接受大幅衰退这一选择。

问题在于，当今空前的财政刺激方案，是否会抵消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和其它地区私营部门债务空前积累的影响。如果能够抵消，我们就会很快看到全球经济脱离大萧条的轨道，如果不能，我们就看不到这种情况。大家的心愿很明显。但我们应该预期什么？

我们看到一场竞赛，一边是私营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和全球调整需求平衡，另一边是刺激方案的可持续性。

 只有在过度负债的家庭、过多借贷的企业以及资本金不足的金融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后，或者高储蓄率国家增加消费或投资后，私营部门的强劲需求才能恢复。所有这些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的确，考虑到过去10年里累积的异乎寻常的债务水平，这一过程更有可能会持续多年。例如，在过去的两个季度里，美国家庭仅偿还了3.1%的债务。去杠杆化是一个费时的过程。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已成为唯一重要的借款者。同样，中国政府能够迅速扩大投资。但通过政策来提高消费水平的难度就比较大了。

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全球经济需要激进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时间，远超许多人的预期。这将使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感到不安。

两种对立的风险由此出现。一种是很快撤销经济刺激，就象上世纪30年代和日本在90年代末的做法一样。这将使经济重新陷入衰退，因为私营部门仍不能或者不愿支出。另一种风险是太迟撤销经济